前言
在人类社会的演化中，有很多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进步，农业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狩猎-采集式生存方式下，人类为了食物必须得游牧大片土地，而农业的传入使得人类可以永久定居于人口稠密的社区，修建城市也由此变得可能。不仅如此，相比散居于偏僻地区的生活方式，同样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创造的艺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人口规模。（类似规模效应）
随机的某个地理区位不会早就天才，但能为人们提供开发自身潜能的环境。疲于四处游猎、搜寻食物的狩猎-采集生存方式是不可能开发自身潜能的。地理位置不同，人们所处的文化世界也不同，或广阔，或狭窄，扩大或限制自身智力潜能的发展，经济学家将这种智力潜能称为人力资本。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仅有水平上的差异，比如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不同；也有垂直上的差异，比如平原和高山。“山区不利于天才的发育成长，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分散又相互隔绝，远离人于观念大汇流的河谷地区”————法国历史学家指出费尔南“山区会持续落后于平原”。在过去数千年一直如此，直到两个世纪交通和通信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外界的进步才越来越多地进入与世隔绝的山区村庄，虽然这些进步已稍显滞后。然而，人们在更适宜的环境中创造的文明是无法通过技术变革完美复制到山区的。生活在山区的人当然可以努力追赶，可是其他地区的人不会停滞在原地。
不仅国家间存在收入差距，一国内部阶层、种族和细分人群之间的差距同样显著。各国的应对方法五花八门，从政客辞职到革命。许多人相信他们国家额经济差距即便不是危险的，也是奇怪的。鉴于此，有必要指出，这类差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存在于历史的各个时期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对经济差异的解释也不应限定为特定的时间或地点的特别因素，例如现代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看来，今天世界的不平等是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时一些国家利用了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技术个和组织方式的变革，而其他国家未能做到”但是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并非始于工业革命，国家间差距在古代也并不一定比今天的小。所以经济差异更不是那些政治上合意的或能满足情感诉求的因素。不应想当然认定，那些能引起重大道德争论的因素如占领、奴役，是当代经济不平等的决定性根源。他们在某些情形下是决定性的，也可能不是。国民或国家的富裕与贫穷，可能是因为①他们比别国生产得更少或更多，②他们夺取了他国生产的财富③他们生产的财富被他国夺去。举个例子，西班牙征服西半球国家，不仅残暴对待当地土著，毁灭了美洲古代文明，而且通过细节当地土著，强迫他们在金银矿劳役，将西半球的财富—200吨黄金和超过18000吨的白银运送到西班牙。有过这一行径的，并非只有西班牙。但问题是，财富转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差异？西班牙在今天不过是西欧相对较穷的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被瑞士、挪威这些从未成为过帝国的国家所超越。在“黄金世纪”涌入西班牙的财富资本可用于投资经济或人力资本，但是大部分财富被消费掉了，没有用于投资。用西班牙自己的话说，“金子像洒落在屋顶上的雨一般涌入西班牙，但立刻就流走了”在人类历史上，这非常常见。不论是政府还是奴役他人，结果无他，不过是精英统治集团一时的发财致富。道德上看，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半球造成了永久性破坏，但带给西班牙经济长期繁荣的因果效应非常小。晚至1900年，超过一半的西班牙还是文盲，同期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解放还不到50年，大部分已经能读会写了。而100年后的2000年，西班牙的人均收入甚至略低于非裔美国人。
道德问题与因果问题都很重要。但你将两者混淆，或假想将两者打包成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上吸引人的答案来解释经济差异，绝非有效的研究方法。国与国的经济差距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部分，一国内部的经济差距同样值得注意。在讨论一国内部不同人群的经济差异时，人们倾向于将这些差异当做“收入分配”问题。但真实收入（经通胀水平调整后的货币收入）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仅从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者的视角考察这一产出，很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谬误，而这些谬误又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国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人均产出，而非生产获得的货币收入。否则，政府只要印更多的钞票，就能让大家都富裕起来。聚焦于“收入分配”问题，让人觉得政府似乎能重新调整货币流，让收入更公平——不论公平如何界定。人们没有考虑政府的政策可能对生产过程造成的根本性影响，而一国的生活水平正取决于生产过程。媒体甚至学术界常常有这样的观点：产出或财富似乎无缘无故就出现了，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有时过度关注收入分配，会使人忽视背后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因此将富人的收入解释为“贪婪”——就好像对金钱永不停止的欲望就会让别人为买东西而付出巨额金钱。
造成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潜在因素众多，其中有一个因素最明显却常常被忽略。正如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指出的：贫穷真正的问题不是分配，而是生产。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某些收入被夺走了，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出使他们能摆脱贫穷，不论原因为何。历史表明，造成经济差异的原因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我们将从财富生产的差异来解释经济差异，当然也会提到财富转移，它通过政府或奴役实现，如今则通过福利制度进行内部财富转移或国外援助实现。
当我们考察地理、文化和其他因素对财富生产的影响时，我们应区分“影响”与“决定论”，曾经有人将他们对经济差异的解释建立在地理决定论上。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被认为更富饶。但是并不一定总成立，甚至在大多数情形下都难以成立，因为既有类似委内瑞亚和尼日利亚这样资源丰富但非常贫穷的国家，也有日本和瑞士等自然资源匮乏却富裕的国家。这一事实使得一些人不仅否定地理决定论，而且否定地理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但是地理因素会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不一定是由于特定地理特征带来的隔离，更多的时候是特定地理特征与其他地理特征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特征与非地理特征如文化、人口、政治及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
另一个因素是文化，不同人群、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巨大差异，甚至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也存在差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也否定文化因素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它拒绝承认从英格兰继承的文化才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曾是英格兰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加拿大和美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也是。这些前英国殖民地如今的贫富差异巨大。因此，英国遗产并非北美国家成功的原因。尽管这些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可以认为受到英格兰文化的影响，但建立加拿大和美国的事浸润了英格兰文化的英国人的后裔，文化的影响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逐步展示出来。而生活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的人，所处的是数千年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英格兰文化带来的冲击影响还不到一百年，在他们成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短暂历史中，他们自身的本土文化仍然在产生影响。
地理因素
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一切皆有成本——戴维·兰德斯
过去数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生存发展环境各不相同。但是地理环境差异的程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却不那么显而易见。地理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不同的地理现象造成各异的经济与社会效应。人们踩在脚下的土地是不同的。科学家称之为软土的肥沃土壤在全球的分布既不是均匀的，更不是随机的，而是集中在南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热带几乎没有。
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人类最普遍且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土壤的分布尤其重要。在迥异的地理环境中，经济与文化的演化面临的经济约束也不同。地理差异对经济的作用，会直接影响生活水平，也会简介影响人的发展。这取决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任何社会都无法独占推动人类发展的发现与发明，所以不论哪一个阶层、种族和国家，能够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拥有更大的文化视野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更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传播产品、技术和知识，更重要的事，当人们一次次地看到其他地方的人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事时，他们会打破人类用习惯方式做同样事情的惯性。
隔离会带来相反的影响。当西班牙在15世纪发现加纳利群岛时，他们发现岛上的人还处在石器时代。18世纪英国人发现澳大利亚土著时，情况与此类似，在其他相似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不论是遥远的山村，还是热带丛林深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几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的其他地区的人一样。
尽管地理影响重大，但是地理决定论并不可靠。因为人们会与其他地方的人接触，即使地理环境没有发生变化，人们也会与不断变化的人类知识以及具有迥异的价值和抱负的不同人类文化相互作用，因而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情况也完全不同。自然资源对今天的我们是有用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史前石器时代的穴居人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如何让这些资源为我所用的知识。自远古以来，中东地区就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直至科技发展，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了工业国家，中东的石油才成为贵重的资产，同时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及其他工业国的生活。
个别的地理影响因素不能孤立地考虑，因为它们的相互作用对于结果至关重要。降水量与土壤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同地区的降水量不同，而且土壤对于降雨的涵水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异。巴尔干半岛石灰土的涵水能力就比中国北方的黄土差。气候与土壤会影响各地粮食的声张情况，而农业是过去一千年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因此各地几乎不可能实现同样的繁荣程度。与其他事情一样，土壤涵水能力仅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益的。回到罗马世纪，在欧洲西北部大平原，雨量丰沛，沼泽遍布，成为发展农业的障碍。经过几个世纪的排灌技术发展与应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土地才变得肥沃可耕种。土壤肥沃程度既非天生，也并非固定不可改变的。灌溉与排灌技术的发展，用马或牛翻犁黏土，这届都极大地改变了土壤的肥沃程度。土壤、降雨以及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与技术，这三者互相影响，使欧洲西北部土地变得越来越肥沃。
这意味着地理因素的排列组合远远超越了单个因素，特别是与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一起考虑。因此，比起单个地理因素造成的差异，不同的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会带来众多的经济与其他结果，而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差异将更大。全世界各地的部落、种族与民族拥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可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不仅不存在相同的经济结果，而且一个时代的不平等模式与另一个时代也极其不同。
古希腊相对于古代英国的巨大优势，反映出希腊具有更毗邻中东的地理优势。当时农业在中东发展起来，先扩散到临近的东南欧地区，数个世纪后才扩散到整个欧洲的其他地区。没有农业，几乎不可能或很难形成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居无定所的游牧者要在大片土地上游猎，以此获得足够的食物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
直到今天，城市依然是大部分文明进步的源泉。由城市人口创造的文明进步，特别是里程碑式的科技成就，远多于其他环境。居住在那些不利于城市形成的地理环境中的人，长期落后于身处有利于城市化的地理环境中的人。在人类史上，城市发展与我们称之为文明进步的大多数食物一样，出现得相对较晚。农业不仅使城市成为可能，而且使工业、医学以及其他在城市环境中取得的进步成为可能。
现代交通与通信的进步能够突破隔离，正如其他技术进步能减轻甚至消除某些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构成障碍的地理因素。但地理隔绝严重的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差异，新近的科技进步无法回头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
定义环境至关重要：将环境定义为特定群体周围的东西，同时包括群体内部的东西（过去祖先的经历会“以天资和从遥远祖宗那里继承的传统习俗在当代族群身上留下痕迹”）——过去的环境条件塑造了当人人们所处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人不是空白的碑，不可能擦去环境镌刻在其身上的文化来为雕刻新的文化腾出空间”，“不是我们生活在过去，而是过去存在于我们中间”，由此，我们详细考察水路、山脉、动植物等地理因素的影响。
水路
水路具有多重作用，包括为人和动物提供饮用水，为鱼等提供食物，是灌溉农作物的源泉，并且是运输人和货物的大动脉。在扮演的所有角色中，不同水路有差异，对人类的价值也不同。
不同类型的水路，从江河到湖泊，从海港到海洋，他们具有内部差异。比如适航性的差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河流都从高海拔地区经过湍流险滩、大小瀑布顺流而下，而西欧的河流则大多数流经广阔平原，更适合贸易与运输。水路最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为人和动物提供生存所必须的饮用水，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作为交通运输的动脉这一功能上。作为运输大动脉，水路运输与陆路运输在成本上差异巨大，特别是在两百年前，汽车运输没出现的中世纪，这种差异更大。例如：1830年的时候，通过陆路将一吨货物运送300英里成本是30美元，而通过水运跨越大西洋运送3000英里的成本仅为10美元。由于运输成本的差异，高加索山脉第比利斯城虽然距离巴库油田仅341英里，它却通过水路从8000英里外的美洲进口石油。类似地，19世纪中期美国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以前，相比于从密苏里河岸走陆路，货物从中国港口横跨太平洋可以更快更便宜地送达旧金山。
鉴于食物、能源及其他必需品要从城外运到城市，同时大量的城市产品要运出去销售，全世界那么多诚实位于通航水路上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以发动机为动力的陆路运输方式还未出现以前，情况更是如此。即使到了20世纪，陆路与水路运输的成本差异也没有消失。在20世纪的非洲，将一辆汽车从吉布提运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两者陆地距离342英里）的预计成本，与从美国底特律到吉布提（二者水路距离7386英里）的水路运输相比，成本相差无几。从另一个方面看，没有适航水路的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将会大大受限，也会缩小接触的文化范围，并减少与其他远距离群体的文化交流的机会。在某些情形下，缺乏水路或存在其他地理障碍意味着相距很近的群里可能也很少联系。在现代运输与通讯方式出现以前的数百年里，在那些缺少马骆驼或其他驮兽的地方，情况更是如此。
非洲大陆的一个特征是，尽管面积超过欧洲的两倍，但海岸线却比欧洲短。欧洲的海岸线更曲折，形成了许多港口，便于轮船停靠躲避波涛汹涌的海浪。此外，欧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由众多岛屿和半岛组成，这也大大增加了欧洲海岸线的长度。相反，非洲海岸线更平直，很少凹陷，意味着缺乏优良的天然海港。另外，岛屿与半岛仅占非洲陆地面积的2%，数量比欧洲少得多。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沿海水域很多是浅滩，难以供远洋航船停靠。在这些地方，大型远洋航船必须离岸抛锚，将货物卸到能在浅滩航行的小舰船上，再运上岸。这一过程及其费时费力，而且成本高昂，往往不可行。几个世纪以来，欧亚之间 的海上贸易船舶途径非洲，却几乎很少停靠。即使在少数地方大型船只能通过深水河流进入非洲，沿海狭窄的平原也会突然被海边断崖阻断。这种地形带来的结果是，即便船只只能顺流而上进入非洲，也会碰上瀑布而无法进一步深入大陆。基于同样的原因，从非洲内陆顺流而下的船只，也无法像在欧亚大陆或密西西比河的部分河段一样驶入大海。
与非洲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有一个堪称“世界独一无二”的密集水路网络可以通航，由长江及其支流和遍布港口的锯齿状海岸线组成。同样独一无二的是，在欧洲处于中世纪时，中国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水路在港口和河流类型上不同于非洲。非洲是一个干旱的大陆，许多河流不够深，无法像中国、西欧或美国那样使装载大批货物的大型船舶通航。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最大的船也无法在尼罗河上航行，更不必说今天大得多的船了。
航行路线上河流的平均水深不如最低水深重要。后者决定了船只在给定大小和重量下能航行多远。在特定环境下，不同的水路都是“可通航”的，但意义并不一样。尽管远洋船舶都可以通过圣劳伦斯河行道可直达五大湖，但并非所有远洋船舶都可以。经过1959年的人工航道改造之后，圣劳伦斯河道才真正适合世界大多数的远洋船通航。非洲赞比西河的水深在不同河段差异很大，并且随着雨季和旱季发生变化。在某些季节和河段，赞比西河仅能容吃水深度3英尺的船通航；在其他季节和其他河段，赞比西河的水深则能达23英尺。就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陆地轮廓而言，其特征是“被平顶峭壁的方山形状诅咒，几乎每条河流都俯冲奔流向大海”
关于非洲可通航水路的里程统计具有误导性。航船在航行中或是吃水碰到水深不够，或是瀑布阻断，这些水路不是连续的。有事独木舟会在抵达瀑布前卸下货物上岸，搬运独木舟和货物绕过瀑布，然后将货物重新装上独木舟在下一个河段继续顺流航行。但这种做法费时且成本高昂，因而限制了独木舟和货物的规模。造成的结果，只有价值远远超出大小和重量的货物在经济上而言才是值得运输的。
与非洲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欧大陆或西半球，流经平原的江河连续数百里都可通航。庞大的货物如木材、煤或小麦，相对其大小或重量价值不高，但通过水路长距离运输在经济上仍是可行的。即使在同一大陆的内部，西欧的河流也不同于东欧或南欧，更不必说完全不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宽广的海岸平原，海拔不超过1000英尺，意味着西欧河流流淌得很平缓。在动力船能够在汹涌的河流中航行之前，这一特征尤为珍贵。那时许多地方的平原能够顺流而下运到下游，但负责运送的人只能走陆路反悔。
西欧的河流通常汇入大海，由此可以接入世界各地的海港。东欧和南欧的河流则非常不同，于是也就影响了流经地人们的经济和文化。相对于其他西半球国家，美国在水路上拥有巨大的地理优势。用著名经济史学家大卫·S·兰德斯的话说，美国“有曲折的海岸线，其间遍布优良海港”美国还拥有许多大江大河，其中最壮观的事密西西比河。不像非洲河流急速而下——扎依尔河在150英里的距离有超过30个大瀑布，落差接近1000英尺，密西西比和的河床没英里仅下降4英寸。尽管尼罗河是世界最长的河流，但密西西比河注入墨西哥湾的水量是尼罗河注入地中海的数倍。河流的价值就在于水量多少，密西西比河径流量远多于尼罗河，尽管后者流经距离更长。尼罗河承载大型船只的能力很有限，美国的哈德逊河以及旧金山港和圣迭戈港都是深水良港，可供航空母舰停靠。五大湖是一个大型的互相连接的水路系统，这些湖都足够深，能让远洋船通航其上。一位著名美国地理学家说过“地球上再没有其他地方像加拿大南部和美国北部落急山以东的地区那样得到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这一地区在货物生产与商贸运输上具有极大便利。北美大陆的构造很精简，远处丛山，环绕中间广阔的平原，平缓地倾向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大小河流流淌平缓，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水路不仅在不同的地方各有不同，它对人类的重要性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会发生变化。以地中海为例，数个世纪以来，它是比大西洋更有吸引力的水路。直到知识和技术进步，两者的地位才有了改变。在人类学会在缺乏路标指引且目力所及全是水的环境中航行之后，海洋才从运输的障碍变成通途。只有科学、数学和数据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克服这一根本性障碍，大洋航行才有可能实现。最开始人们是观察白天太阳的位置和夜晚星星的位置，通过这些天空中的路标来判断航海的方向，磁罗盘的发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更便捷，即使乌云蔽日也不受影响。
地中海温和平静，而大西洋风急浪狂，因此长期以来，地中海沿岸港口的贸易活动都比西欧的大西洋海港更繁忙。欧洲人发现西半球之后，欧洲国际贸易的主导方向也发生了改变。大西洋航行环境更恶劣，需要的船只类型也不尽相同。相对于大西洋，地中海的商业统治力和制海权变得黯然失色，而且西欧大西洋海港的船只更能适应新的跨洋贸易的需要。大海还是大海，知识与技术进步改变了其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重要性。
尽管农业十分重要，它为聚集的定居人群提供可靠的食物来源，但渔业也是另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在农业还不足以维持人类生存的地区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寒冷气候中尤其重要。
同样，在其他气候类型中，渔业也可能是主要的经济活动。据说曾经的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建立在鲱鱼之上的城市，渔业对于日本和类似地区的经济也很重要。并且，在亚马逊丛林这样的热带地区，因为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力地下，也有许多依赖打鱼为生的渔村。尽管渔村无法达到由农业供养的城市那样的人口聚集水平，但也代表了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定居生活的跃进。不过供应本地以外市场的商业性捕鱼活动，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在地中海地区，土地的农业产出极少，当地人为了谋生，要同时利用陆地与海洋的产物，这与其他地方将农牧业相结合类似。
捕鱼的机会并不比其他机遇更均匀分布。延伸到大西洋的长长大陆架为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繁育提供了绝佳的水下环境。但地中海水下陆地形状完全不同，缺乏大西洋这样的浅海大陆架。因此尽管地中海的渔业历史更悠久，却无法与那些丰产的渔场相提并论。后者吸引着商业捕鱼船深入纽约芬兰和冰岛附近的大西洋水域或北海渔场。20世纪初，意大利渔民的人均收入只有法国渔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英国渔民的八分之一。这种差异与鱼的售价无关，因为法国或英国的鱼价与意大利持平。
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水路起到了主要作用。尽管如此，这主要源于水路与其他地理和非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不只是水路本身的自然特征带来的影响。例如亚马逊河从径流量、通航能力和河流长度看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河流。然而，亚马逊河流域内丛林遍布、土壤贫瘠，他无法像密西西比河那样成为商贸大通道，也无法给流域带来类似的经济发展。相反，泰晤士河这样中等规模的河流即便长度不及亚马逊河的十分之一，却能作为工业与商业货运的出海口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俄罗斯的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的径流量是伏尔加河的两倍以上，但伏尔加河的船舶吨位却排在第一位，原因在于它流经的区域内汇集了全俄罗斯大部分的人口、工业和农田。
水路与水路各不相同，同一类型的水路也各有差异，它们对人类而言具有各不相同的有用特征，这些特征的排列组合极其多。因此，对世界各地的人而言，水路带来的价值不可能完全相同。更不必说水路在一些地区分布多一些，在另一些地区很少，而沙漠中根本没有水路。
陆地和气候
陆地有许多面貌。简单来说，陆地的形状决定了水的流动，并由此影响生活在特定区域的人类的命运。土壤的物理特征和化学成分就像气候一样，对农业至关重要。陆地的类型如山脉、沙漠、大裂谷将人群分隔开来。
山脉
山脉会同时影响居住在山上和山下的人们的生活，但他们带来的影响是迥异的。
全世界大约10%~12%的人口生活在山区（其中大约一半在亚洲），大约90%的人口生活在海拔不超过2500米的山区。山区人口密度往往相对较低。生活在山区的人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模式。最常见的是贫穷、隔离与落后。不难发现造成这种模式的原因。山地的自然特征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无法获得在其他地区带来繁荣与联系的许多进步。
由于雨水冲刷，山区很少有肥沃的土地，尽管山谷中会聚集一部分土壤，但其他土壤则被冲击到低地平原。人们倾向于在山谷中聚居生存，因为谷底能够种植农作物。但山谷相互隔离，就像有人在描述美国南部山区时所说的“人们和他们耕种的天地散布其间”。每一个山谷中可耕种的土地限制了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因此山谷中常见的是小村庄。尽管从直线举例来看，这些村庄相距并不远，但由于险峻的山势阻隔，他们不仅相互交往少，而且与外界隔绝。
山区通常缺乏可通航的水路，险峻的地势造就了无数急流、险滩和瀑布，因此居住在山地的人们无法使用水上交通和通信手段。山区的陆地运输也很困难，尤其是在轮式交通工具难以使用的地区，不行几乎是唯一的可行之法。虽然这种模式很常见，但也有例外。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部分山地也有灌溉良好的肥沃土壤。阿尔卑斯山拥有众多山间通道，分布很广，而且足够辽阔，商旅甚至古代汉尼拔的战象都能通过。
在山地修建道路的成本非常高，更不用说建立供水、灌溉和供电系统了，因为山地地广人稀，建立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非常高。即使到了21世纪，世界各地山区的基础设施普遍都低于标准登记。不过现代运输与通信技术已进入原本相互隔绝的山地社会，但不同地区在此方面的进步也存在极大差异，如瑞士人均公路里程数超过埃塞俄比亚的20倍。不只是基础设施和技术发展，平原上的流行文化也滞后了许久才传播到山区。尽管数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一直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主导宗教和文化，但亚美尼亚河埃塞俄比亚相邻山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却是不同的。
同样，语言也是慢慢从低地传播到高地地区。苏格兰低地人讲英语很久以后，盖尔语还在高地地区流行了很久。在世界各地，与世隔绝的山区普遍都拥有多种语言和方言。山区也更难构建与维持法律和规则这类社会性基础设施。即使名义上山地在一国或君主的控制下，但这种控制时断时续，也并非有效。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黑山地区。在过去很多世纪中，全世界各地山区的人抢劫和掠夺更富有的低地地区的人，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山区的贫穷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远远超过其他地理环境造成的贫穷。在环地中海国家的诸多山村中，农民偶尔才能吃上肉，只有少数幸运的村庄才有奶酪，这是很常见的状态。即使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山里人从事的仍是自给自足的温饱型农业。伴随着山区生活的负面经济后果而来的，是人力发展的负面后果。在全世界的许多山区，人们挣扎求生，儿童很小就辍学去工作。这样一来，他们与山外更广阔的知识也隔绝了。很少有人会从山下搬到山里生活，过去尤其如此。而山里人到低海拔地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们很难适应山下的世界，他们往往因季节性工作而短暂逗留，并且经常被排斥。
尽管山地会给生活在山上的人带来负面影响，但对于山下的人是一种福利。当携带丰沛水汽的风遇到山坡而爬升，与更冷的空气相遇会带来雨和雪。通常山地迎风面的降雨量是背风面（即所谓“雨影区”）的数倍。随着雨水顺山坡流下，形成涓涓细流，进而又汇成溪流，无数溪流最终汇聚成河流。这对于山下的人们有很多用处。全世界主要河流均发源于山区。有些山区的降水多为降雪，水不会一下子释放出来，而是在温暖的季节里融化成水慢慢流出。这意味着，河流流动并非安全依赖于即时的雨水，旱季时山上的融雪为河流补充了水浪。
土壤和气候
在人类漫长历史中，没有什么发明比农业带个人类的影响更大。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学会种植想要的食物，在此之前要么采集大自然馈赠的食物，要么捕鱼或养殖驯化的动物。事实上我们视为文明的所有事务，包括城市，都起源于农业。
最早的农民也不是无师自通就知道庄稼生长会消耗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他们也不知道要让土壤源源不断地产出需要为土壤补充营养素。实际上居住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的农民不必知道——每年泛滥的洪水冲刷会给土壤带来新的营养成分，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尼罗河流域，造就了古埃及文明。在其他地方，最早的农民在一个地方耕作若干年后会发现，连续的耕种不断消耗土壤中的营养物，使得土地的产量下降，这会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供给。他们不得不迁徙他处。一些人会转移到别的地方耕种，等待自然恢复原有地块的肥力；另一些人则会迁徙之前为土壤提供营养素，等待土壤吸收后逐步恢复肥力。但是在人类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底格里斯河等每年泛滥的洪水能保持土壤肥沃。世界其他地方则没有如此幸运能收获这样从天而降的果实。
各地不同的降雨模式与土壤相互影响，使得某些地区的农业比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得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降雨模式——长时间干旱 之后紧跟着暴雨——是庄稼生长的一个主要障碍，土壤在太阳下炙烤会干裂，随后而来的暴雨又会冲刷掉表层土。维度与其他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会极大地影响各地的温度。不论是在亚洲、非洲、北美洲或南美洲，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都不是出现在热带地区。尽管热带日照温度最高，但在夏季，温带的日均日照小时数多于热带，白天有更长的时间积累热量。这样温带城市如欧洲和雅典温度高于赤道附近的许多城市。山脉一样会阻断冷暖空气而影响周边地区的气候。在亚洲，喜马拉雅山脉既阻挡了暖空气到达中亚，又阻断了冷空气抵达印度。
要理解经济和社会结果，我们必须要考虑地理文化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及相互作用。温带地区的国家通常比热带国家在经济上更发达。热带有消耗人精力的高温或流行疾病，而在温带地区，寒冷的冬天杀死了致病的微生物。地理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带来的经济益处或发展障碍上，它还会产生间接影响，，促进或限制人力资本（包括、技能、习惯或价值观）的发展。倘若温带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人力资本能在任何气候环境中获得成功，从温带移居到热带的人比当地人更容易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一位地理学家的观察，特定的文化“在那些永远无法涌现这些文化的地区”也能扎根。温带的文化为什么在其他无法产生这些文化的地区中具有同样的价值呢？温带与热带最大的社会差异并非平均温度相差悬殊。在中世纪，温带地区的人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在时间短暂的春夏季节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以便熬过全年，包括寒冬腊月。为了生存，人们无法逃避，必须在春天土地解冻后耕犁或敲开土地，以便及时耕作。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四季更替的人们有一种时间紧迫感，并形成了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的纪律意识。。在全年能够耕种、收获食物的地区，这种品质就不那么有必要了。更不必说，大自然为许多热带提供了非常多的食物。生活在温带，人们还必须为冬天储藏食物。这不仅意味着形成储存以备不时之需的危机意识，而且要求将易变质的食物如牛奶喝水果加工成可储藏的奶酪和果酱。这在热带也不是特别有必要，而且热带食物如香蕉和菠萝在炎热气候下比寒冷气候下的小麦或土豆更难储藏。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使我们不必再操心这些事，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些事情对与古代人的生存是如此重要，因为那时候人们还无法长距离大批量运输食品，也没有冰箱或冷库。
动物
地理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经济和社会结果。当欧洲人到达西半球时，整个西半球没有马、牛或其他能驮重物的役畜，在机动车发明之前的中世纪西欧，从运输到耕地再到战争，所有这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牛马。没有牛马，整个西欧经济社会演化完全不一样。由此造成的经济与文化影响更大：西半球没有出现带轮子的车。虽然轮子被看做人类进步史上里程碑式的发明，但轮式车辆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役畜来拉动车子。玛雅人创造出了轮子，但不过是被儿童当玩具玩。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发明轮子的智力。在机械化运输方式出现以前，没有拉动车子的役畜，轮子的经济价值就几乎为零。
陆地上缺乏能驮重的役畜甚至会影响海上运输的经济可行性。大船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取决于是否能够江路地上的大批货物从近海的海港和内陆腹地汇集装运道内陆地区。如果没有役畜来完成这一任务，就会限制船只的大小。在西欧人到来前，西半球的水上贸易主要用独木舟这样的小船来完成。这意味这美洲土著的经济活动和文化广度比欧洲人、亚洲人和北非人都要小得多。有了大型役畜，舶来品才能跨越数千英里的欧亚大陆，而且能通过大型船只从水路运输数千英里。这些进口物品包括许多发源于亚洲的东西，比如纸张，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马镫已经阿拉伯数字。这些在亚洲创造的东西也都变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中东和北非的知识也传入欧洲，包括北非摩尔人在他们侵略并占领西班牙后带来的农业和建筑知识。
当英国人遇到北美东海岸的易洛魁人时，这两个种族掌握的心智与物质资源都不限于他们自我发展的那部分。首先英国人能够跨越大西洋航行，使用的罗盘、操作用的船舵、记录的纸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做数学计算的是来自印度的计数系统，实用的字母是罗马人创造的，最终在战斗中占据优势靠的也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
文化域同样重要，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牲畜是影响文化域大小的因素之一。西半球土著面临的文化障碍并非他们独有的困境。类似的障碍同样限制撒哈拉以南非洲能接触的文化域，以及澳大利亚土著接触的文化域。全世界落后群体面临的障碍是隔绝于世，他们生活在山地、远离大陆的岛屿或沙漠，因此与世隔离，无法接触外部世界。缺乏牲畜同样使生活在相同环境的人相互隔离，即使相距不远的群体，彼此也很少交流。冰洁，热带非洲泛滥的舌蝇携带的病菌对于牲畜而言是致命的，使得韧带非洲难有大型役畜，也就给本地的运输与沟通造成了障碍。非洲人在头上顶东西的习俗，也反映这残酷的现实。造成热带非洲相互隔绝的另一个文化因素是语言的多样性，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当地方言众多。语言的多样性不仅是文化隔绝与隔离的表现，更是将非洲人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外界隔离开的原因。
疾病
欧洲人在知晓西半球存在之前的数千年，就已经知道有非洲这样一个大洲。但欧洲人先在西半球建立了欧洲帝国，之后又过了数百年，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抢夺非洲，并将殖民地扩大到整个非洲大陆。造成两个大洲命运不同的重要原因是疾病。当欧洲人侵略西半球时，微生物站在了欧洲人这一边，虽然当时的人们对微生物一无所知；而到了奴役热带非洲时，微生物站在了热带非洲土著这一边。
欧洲人的文化域比西半球大得多，这也意味着欧洲人具有更大的疾病范围。亚洲的疾病横跨数千英里，随着欧亚大陆陆上和海上贸易传入欧洲，不时造成流行病爆发。使得一部分欧洲人死鱼流行病，例如14世纪的黑死病在欧洲部分地区造成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受亚洲致命疾病侵袭后，幸存者体内会形成生物抗体，抵抗这些疾病及欧洲本源疾病。当欧洲人在西半球和当地土著相遇，他们或战斗，或处于和平状态。双方均不知情的微生物引发的疾病“击倒”了当地土著，欧洲人却不像当地人那样受微生物攻击。欧洲人携带的疾病在当地人群扎根之后，会扩散到整个地区，无论当地土著是否接触过欧洲人。当皮萨罗的军队向印加帝国首都进军时，城内从未见过一个欧洲人的土著居民正在慢慢死于来自欧洲的疾病。据说以为友善的西班牙神父以传道为使命，在西半球穿行布道，结果因他而死的当地土著比最残暴的西班牙占领者杀死的人还要多。由于缺乏生物抗体，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疾病对于外来者则是致命的。曾有一段时期，热带非洲白种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不到一年。随着医学发展，欧洲人得以治愈这些疾病，并改善公共卫生，防御这些致命疾病，他们才有机会再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殖民帝国。特定的环境不会带来特定的结果，是环境与变化的人类知识（在这里是医学知识）的相互影响带来了这种结果。在热带非洲，带给动物毁灭性影响的疾病也造成了当地人的互相隔离。由于这些疾病，非洲的动物无法作为役畜使用，既无助于人类的交往联系，又无法在农耕中起作用。
区位
即使不考虑区位特有的特征，区位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希腊临近农业发达的中东，这给予它历史性的机遇，使之能够对西方文明和世界做出知识性贡献。对日本这一岛国而言，与中国一衣带水意味着日本能够接触在数个实际里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华文明。例如，日本在中国文字基础上改良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样日本早于亚洲其他国家或世界其他地区成了识字的民族，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周边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于大社会相比，小社会由于互相隔绝，靠自身发展书写文字的动力更弱。大社会地域辽阔，有无数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远距离的沟通仅仅靠语言无法有效完成。
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或者平原相对于山区的优势都是区位造成的，这种优势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大批欧洲人移民美国的时代，来自俄罗斯或奥地利的波兰移民——当时波兰被这些帝国吞并——绝大多数是非技术工人，而来自普鲁士地区的很少一部分波兰移民掌握专业性工作所需的技能，如纺织工、裁缝、木工，他们接触到德国文化并学会了这些技能。
在欧洲殖民时代，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有机会接触学校之类的西方机构，这使得他们相对于其同胞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英国传教士在斯里兰卡这个岛国上选取条件较好的位置建立学校，而英国官方指定美国传教士到该岛条件差一点的北段泰米尔少数群体聚集的区域开设学校。美国的教诲学校更专注于科学与数学教育，因此泰米尔人精通这些学科，他们在需要这些学科训练的职业中也表现地更好。一项研究发现，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为A的大多是泰米尔少数群体。
大西洋和太平洋使美国隔绝于世，也使其免受战争之灾，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和亚洲受到战争的重创，于是美国能够享受发源于欧洲的文化，而不必像欧洲人那样经历破坏性战争。在这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美国发展出了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尽管相对于地中海诸岛屿，英国作为岛国离最近的大陆还更近一些，幸运的是，它并不在相互争斗的帝国交火范围内。而且相对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英吉利海峡波涛汹涌，是阻挡入侵者的绝佳屏障。当然，作为屏障没有什么事绝对的。毕竟，古代的罗马人和将近一千年以后的诺曼底人都曾攻占英国。在1066年被罗曼底人占领后，英国变成了一个发达的联合王国。字词之后的接近一千年里，英国都未再遭受入侵。在这一时期，英吉利海峡也使得英国不必像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那样，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这就使他免于大规模常备军带来的军费开支和政治威胁。
区位不仅对于英国整体来说很重要，对其内部各部分亦是如此。欧洲大陆的国家长期领先于英国，而英国距离欧洲大陆足够近，使其可以与欧洲邻国贸易并获得领先技术。类似与其他地理特征，区位也是不均等的。整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在正确的时间是否处在正确的区位。而何为正确的位置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很大的不同。